绿色国王 – 保尔·卢·苏里策尔

《绿色国王》 又名:《绿色之王》

 

「法国」保尔·卢·苏里策尔(Paul-Loup Sulitzer)

 

 

序幕

 

我到慕尼黑才一个小时,塔拉斯上尉便通知我说,第七军的先头部队在奥地利北部的林茨附近刚刚发现了另一个集中营,那地方名叫毛特豪森。塔拉斯坚持要我立刻前往,他已在一架军用飞机上搞到三个座位。他自己将在两三天内与我们会合。我有许多理由服从乔治·塔拉斯:他是上尉,而我只是中尉,他是哈佛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到一九四二年夏天为止,我一直受业于他;说到底,两星期以前正是他在巴黎偶然碰见了我,并把我招募到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成为他的部下。如果这些尚嫌不够,我还喜欢他,尽管他穿上了卡其布制服我不大容易认出这位词锋犀利、在哈佛校园爬满常春藤的围墙内经常侃侃而谈的教授。

 

我们有三个人离开慕尼黑。和我一同前往的是中士迈克·里纳尔迪和摄影师罗伊·布莱克斯托克。我跟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里纳尔迪来自纽约市的小意大利,布莱克斯托克是弗吉尼亚州人。虽然他俩外貌迥异——一个矮小

 

结实,稀稀拉拉地蓄着一撮涂上化妆蜡的黑色小胡子,另一个则是身高两米、软乎乎一堆还在扩展的庞然大物,——却同样显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给人的印象很深,我认为它是我还没有达到的那种成熟和老练的表现。

 

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除了俄国人三天前攻克柏林的消息以及第三帝国全面正式投降已指日可待外,对当时在欧洲行将告终的这场战争我几乎一无所知。战争快要结束了,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任何战斗。我距离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还差四个月,此时我就象一个小青年破题儿头一遭踏进剧场,而台上的幕正在落下。六年来我第一次重返欧洲,在巴黎又看到了我的祖母。她对于我舍父亲的国籍而取母亲的国籍成为美国人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在乎,她听了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一个劲儿地向我描述,巴黎和她的普备旺斯在德军占领下变成了什么样子……

 

到了林茨以后,里纳尔迪设法让我们搭上一辆前往从四月十三日起已有苏联红军在那里的维也纳。下午两点,我们在恩斯越过多瑙河。过了河,里纳尔迪拦住一辆吉普,并说服了司机——

 

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美籍意大利人——让我们搭乘他的车。我们先去毛特豪森火车站,到了那里再用与不折不扣的讹诈无大差别的手段强迫司机赶完离集中营还剩下的六公里地。

 

在那里,我的足迹与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足迹第一次相交。

 

 

关于那一天,我记忆中保留着许多清晰的印象,其中首先是奥地利轻柔的空气:阳光和煦,温馨宜人,带着仿佛永驻人间的春天的芳香。

 

只是在那个时候传来了一股恶臭。

 

我们距离集中营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这股臭味就往我的鼻子里直冲。大批盖着篷布的卡车组成的长龙迫使我们停车,于是那位被我们拉夫拉来的司机,便抓住这个机会斩钉截铁地宣布,他决不再往前开。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臭味变得更浓了;它接连形成一大团一大团的气体悬在空中不动。“是焚尸炉的气味,”布莱克斯托克拖着南方人的长腔说了一句。温和的语调以及说话人的地方口音本身,仿佛冲淡了这个词的恐怖意味。我们从敞开着的大门进去。一些坦克曾到达

 

那里以后又开走,在地上留下新鲜的痕迹。取代它们的是接连不断滚滚而至的卡车车流,卸下药品和绷带等补给品,供给已经开始工作的卫生部门使用。但这股车流一进门,立刻就消失在一片无声的、由活尸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没有一点儿动静,真奇怪,犹如潮水突然上冻一般。五六小时之前到过那里的坦克,也许曾使这片活尸之海震荡了一阵子,显示出些许生气,可是现在波动已经停止,自由的喜悦趋于暗淡,他们的脸成了一张张硬梆梆的面具。这情景使他们觉得好象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现在才认识到一场恶梦真的已经结束。他们望着我、里纳尔迪,望着利用身高马大开路的布莱克斯托克;从这些人迷茫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到有点儿异样的冷漠和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但也可以看到憎恨和含怒的埋怨:“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儿来?”

 

“臭味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布莱克斯托克说,“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简直叫人没法相信。”这位巨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在那些穿条纹破囚衣的活尸丛中横冲直撞。

 

接管该营的美国军官佩带着步兵少校的金枫叶领章。他身材短小,腰板硬撅撅的,长着一头红发,姓斯特罗恩。他对我说,当务之急有一大

 

堆,他怎么也忙不过来,哪里顾得上帮我们调查战争罪行什么的。眼下他正努力把这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黑压压一大片理出个头绪来。他已着手把这些过去的囚犯分成无法挽回的、亟需救护的和没有危险的三大类。那些生命已无法挽回的为数很多。

 

“他们中有两三千人最近几天内将死在我这里,不过他们是获得自由后死去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得到安慰。”他说时用一双棕黄色的眼睛直盯着我。

 

“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大卫·塞梯尼亚兹。”

 

“犹太人?”

 

“不。”

 

“那是个什么样的姓?祖先是哪里人?”

 

“法国人。”

 

“听起来象波兰人的姓。”

 

他已经转过身去吼叫着发布命令。里纳尔迪在向我打手势。我们走进一座以前是党卫军分队队部的房屋。“这间还是那间?”里纳尔迪问。我挑了前一间,那里附带着一个有三四把椅子的小小候见室。布来克斯托克不知到什么地方拍照去了。里纳尔迪找到一块硬纸板,把它钉在门上。他在上面写了“战争罪行”几个字,把每一个字母都描上好几笔,使笔划显得粗些浓些。

 

我站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幸存者还住在毛特豪森,这地方的那股恶臭和奇异而发颤的沉寂,使我不知所措,当时我的羞傀和失望直到三十五年之后仍然追忆得起来,我还能重新体验那种恶心和屈辱的感觉。

 

我必须摆脱这状态,立刻出去走走。我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通过时的情状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在我前面勉强让出一条路来。我穿过—排棚屋,然后又穿过一排,这排棚屋里还没有医疗队去过。那里笼罩着一片昏暗,只有个别地方被尘埃飞扬的春光抹上一层金黄。那里有好些已经死了两天的尸体就跟那些尚未咽气的活尸躺在一起,每一张铺位上搁着三到四具。当我打旁边走过时,只见那一副副骷髅般的肢体,一堆堆破衣烂衫和骨头架子在蠕蠕而动。腐臭味益趋强烈。

 

有人轻轻地碰我,有人死死地拽我,吓得我仓皇逃走。我发现自己已在户外的阳光下了,但仍禁不住阵阵寒心。我来到两座房屋中间的一块狭窄空地。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者说我以为如此。我呕吐了好一阵子,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那种感受正象被什么东西烫着了一样……

 

那个墓坑就在几步以外。它只有两米见方,从那里挖出来的土整齐地堆成一座三角形的土墩,一柄铁锹就插在上面。坑里胡乱扔进了几把土,不过事先铺在那里的一层生石灰已经侵蚀了泥土……也侵蚀了纳粹们匆匆忙忙埋入坑内的一

 

些赤条条的男子尸体。你不难猜想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十来具裸体的尸首被扔到里边,再用枪托夯、靴跟踩,使表面乎整。然后洒上生石灰,再盖泥土。但是死者仍在往面上拱。我可以看到好些手、腹、口、鼻孔和生殖器都给氧化钙烧黑和吞噬了,有些地方的骨头露了出来,并且已经腐烂。

 

就在这幅乱七八糟、残不忍睹的景象正中,我看见一张可怕地扭曲的脸上戴着凝固变黑的斑斑血迹,它的一对浅色眼珠闪耀着咄咄逼人的光芒……

 

那双眼睛注视着我从身体所倚靠的墙边退开时的每一个动作。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到过,生命骤止时的眼神应该是呆滞的。于是我向墓坑跨近几步。这时从下面升起一个声音,用略带异国腔调的法语朗诵着魏尔伦的诗句: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里,单纯而宁静……,

 

接着发生的事简直象是梦中的情节。

 

“那和平的隐隐噪声来自市镇……”这诗句自

 

然而然地涌到我的口边,大概是我念了出来。

 

我只知道自己一直走到墓坑边上,猫着腰伸出一支胳膊。我的指头碰到了那个十七岁的少年瘦骨嶙峋的大手——他就是日后我们将称之为“王”的人。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1

 

 

 

事后,王回忆说:当时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军人。他认不出这人穿的是什么部队的制服,反正既不是党卫军的,也不是人民冲锋队(注:纳粹德国崩溃前胡乱并凑的民兵部队)的。这又不象最近几年在德军这边作战的罗马尼亚、意大利或法国部队的军服。同时可以肯定,这决不是一个苏联人。他见过一些苏联人,有的关在集中营里,有的成了党卫军中校霍赫赖纳的枪下之鬼,因为霍赫赖纳老是谋求刷新被他个人对准后脑勺开枪打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人数记录。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这位党卫军中校枪击后脑杀死的人数已达二百八十三名。他向雷伯·克立姆罗德宣布:雷伯将成为他记录中的第二百八十四个牺性品,尽管这对双方都可能是一大憾事,因为最近二十个月他们在一起毕竟过得挺亲呢的。霍赫赖纳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明显的悲哀神色。

 

据王说,他恢复知觉其实仅在他看见那个军

 

人之前不多一会儿。他不知道究竞在这以前多久,反正这是一个缓慢的、悠悠苏醒的过程。起初,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接着在逐步趋于完全清醒的各个阶段上,他首先想起的是清晰地录在他记忆中的最后一刹那:中校把那支吕格尔(一种德制手枪)的枪口抵住雷伯的颈项之前,先在他整个嘴上作最后一次亲吻。随后在他脑海卞浮现的是还有些模糊的印象:他被活埋了,不过他的脸仅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几乎还可以转动。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感到脑后作痛,但那不是一种尖锐的剧痛,还有,他的肩膀、双臂、腹部,凡是给石灰灼伤的地方都感到疼痛。除了头部和左手,他意识到自己完全不能动弹。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紧紧地卡在横七竖八的裸尸中间。压在他身上并大大地保护了他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立陶宛少年,名叫扎茨卡留斯,他是被党卫军中校从格罗期罗森集中营里弄来充实他的娈童行列的。

 

 

雷伯扭动脖子,盖在他头上的几块土和扎茨卡留斯的一支胳膊滑了下来,露出的空隙刚刚够他看到太阳。雷伯没有听见那个军人走近的脚步声,只看见他转过身去呕吐。要把这个身穿外国军服、正在呕吐的人与昨天突然扔下毛特豪森集中营这件事联系起来,雷伯的思路还没有清楚到

 

这样的程度。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军人会是美国人,仅仅意识到这个陌生人来自一个异国世界。纯粹由于这个原因,雷伯认为最好还是别说德语。他从自己懂得的其他语言中选用了法语。他一说,对方就回答——其实对方是把雷伯不由自主地开始背诵的一首诗接着背下去;听起来,这象是在此之前从未谋面、但注定要相通的两个人在打预先安排的信号,交换关键的暗语。那人走到坑边,跪下来,伸出—只手碰到雷伯的左手。他先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接着用法语问道,“你受伤了吗?”

 

“是的,”雷伯说。

 

现在,他看清楚了那军人的脸。这人很年轻,长着金黄色的头发,一双碧眼睁得老大。几道银色的杠杠在他的领章上闪光。这个军人好象没有携带武器。他问:“你是法国人吗?”

 

“奥地利人,”雷伯回答。

 

现在那人在把雷伯往外拉,但是没有效果。坑面上一层生石衣和泥土的混合物又松动了些,露出扎茨卡留斯的身体,他的臀部和背部全都被生石灰蚀坏了。

 

“啊,天哪!”那军人发出一声惊呼,又开始呕吐。

 

雷伯的那双灰色大眼睛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

 

作。

 

“你是哪国人?”

 

“美国人,”年轻的军人回答。

 

他暂时停止把雷伯往上拉,自己站了起来,发现雷伯那双奇异的灰眼睛正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他。

 

“也许,这儿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幸存

 

者……”

 

“我想不会有了,”雷伯说,“他们朝我们每个人的后脑勺都开了枪。”

 

他的话调出奇地缓慢、从容。他挥了挥左

 

手。“你一个人是不可能把我拉上去的,”他

 

说,“我不是平躺着。其实,他们几乎是让我站

着把我活埋的。还有别人和你一起来吗?”

 

“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塞梯尼亚兹答道,他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回答是多么可笑,也丝毫没有故作幽默口吻的意思。雷伯的镇定使他迷惑不解,简宜有些害伯。他似乎察觉到从这双浅色的眼睛里迸出一星欣悦的火花,尽管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既然如此,你可以去叫人来帮忙一起拉!你叫什么名字?”

 

“塞梯尼亚兹,大卫·塞梯尼亚兹!我父亲是法国人。”

 

沉默。中尉有些犹豫。

 

“去吧,”雷伯·克立姆罗德命令道,但语调还是那样缥缈轻柔,“请你快去吧,我都喘不过气来了。谢谢你来救我,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双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2

 

 

 

大卫·塞梯尼亚兹带着布莱克斯托克、一位医生和两名步兵回来。布莱克斯托克拍下了他们发现这个墓坑时的情景。这些照片从未公开发表,甚至没有列入任何档案。但十三年以后,王却从布莱克斯托克夫妇那里买下了它们。布莱克斯托克认为,那个年轻人能够活下来,不仅仅是一连串令人头晕目眩的事态发展的结果。当雷伯给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姿势表明他被埋下去以后,曾拼命努力想爬到坑面上来。雷伯已经从他的八个同伴的尸体中开出一条路,但这项工作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大,因为他是第一批被扔进坑里的,坑顶又被党卫军的靴子踩实,然后铺上生石灰,再盖泥土。

 

坑里一共埋了九个人,都是男孩子,年龄在十二岁到十七岁之间。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雷伯终于从坑里给救了出来,这时他又一次失去知觉。塞梯尼亚兹对雷伯的身高和体重都感到吃惊:身高有六英尺(注:约一米八三),体重却只有一百磅(注:四十五公斤多一点)左右。

 

其实,他的两项估计全错了。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那天,十七岁还差四个月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身高已达到一米八四,体重仅三十九公斤。

 

雷伯的后脑勺挨了一枪,部位在左耳后边。子弹轻轻地擦过耳垂,击碎了枕骨底部,犁入后颈上端的肌肉,几乎没有触及椎骨。事实上,他身上其他伤口的情况更为严重,或许也更为疼痛。医生还为这个少年取出另外两颗子弹,一颗是从他的右股,另一颗是从臀部的正上方取出来的。此外,他浑身上下受到生石灰腐蚀的地方不少于三十处。他的背部、臀部和小腹上保留着数以百计的鞭痕和被香烟头烫伤的痕迹,其中有些已是几年前留下的老疤。唯独他的面孔完好无损。

 

这张脸不仅使第一个看到他的塞梯尼亚兹动心,也使后来所有见过他的人动心。倒不是因为

 

他长得英俊——他的五官并不十分端正,——而是因为他一方面显得十分镇定,同时又给人一种外松内紧的感觉,犹如千钧一发,简直毛骨悚然。这决不是一个认命的人的脸,尽管在集中营里死亡和绝望留下的烙印比比皆是。主要的是你会注意到,这双洒着些微绿色斑点的灰白眼睛,看起人和物来有一股威灵显赫的力量。

 

接下来的几天工夫,雷伯几乎老是在睡觉。然而,一场小小的骚动却由他而起。一批以前的囚犯来找斯特罗恩,声称他们代表所有的难友提出抗议。他们拒绝与一个“党卫军的雄婆娘”同住一处。他们用的字眼还要难听得多。但是那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红发矮个子少校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有别的问题需要操心:毛特豪森集中营不断在死人,每天都要死好几百人。

 

关于那个少年的事,斯特罗恩对塞梯尼亚兹说:“我明白,要是没有你的话,他一定已经送命了。好好照顾他吧!”

 

“可是,我连他的名字也还不知道呢!”

 

“这是你的事情,”斯特罗恩用他的高嗓门回答。“从现在起,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这次谈话发生在五月七日的早晨。塞梯尼亚兹把该少年安置在集中着那些尚待决定命运

 

的“卡波”(注:集中营中管理囚犯的囚犯)的棚子里。塞梯尼亚兹为此而责备自己。如果有人想把任何坏事归咎于那个陌生的少年,都会使塞梯尼亚兹产生反感。他去探望过那少年三次,只有一次发现他醒着。塞梯尼亚兹想问他一些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迷离恍惚的严肃目光。

 

“你认识我吗?是我把称从墓坑里拉出来的……”没有回答,“至少,你应该把自己的姓名

告诉我!”没有回答,“你对我说过你是奥地利人。你一定很想和家里取得联系吧?”没有回答,“你是在什么地方学会法语的?”没有回答,“我只是想帮助你……”

 

那少年闭上眼睛,转身面壁。

 

第二天,五月八日,塔拉斯上尉从慕尼黑赶到此地,带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

 

乔治·塔拉斯是格鲁吉亚人——不是美国的佐治亚,而是苏联的格鲁吉亚(注:美国的佐治亚(州)和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在法语和英

 

语中拼写都是一样的)。在哈佛大学,塞梯尼亚兹就听说塔拉斯是俄国贵族出身,一九一八年全家移居美国,一九四五年,他四十四岁(注:这和书中其他地方描述的年龄有冲突),显然已授予他自己这样一项使命,那就是说服我们这个星球上尽可能多的人不要过于认真看待自己。他痛恨感伤主义。面对人类种种愚蠢透顶的行为,塔拉斯持一种自然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如果是装出来的,至少也装得很出色)。他的舌尖上随时准奋着冷嘲或热讽。除了英语,还有十几种其他语言他都说得很流利,其中包括德语、法语、波兰语、俄语、意大利语和西斑牙语。

 

他来到毛特豪森主持有关工作,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布莱克斯托克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拍下的照片选一些最令人发指的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当我们审讯那些绅士们的时候,如果他们死不认帐,我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看看他们的恶作剧的结果。”

 

他把塞梯尼亚兹开始整理的几份卷宗很快处理完了,而且亲自主持讯问工作。

 

“塞梯尼亚兹君,这都是些小鱼小虾,还有别的没有?”

 

塞梯尼亚兹向塔拉斯谈起那个被活埋的少

 

年。

 

“你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有关这个年轻人的材料少得可怜。德国人的任何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在一九四四年的末了几个月和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内,出于苏联红军日益推进,曾有几万名囚犯被运回德国和奥地利,但他也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批。据许多目击者证实,他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才三个月,至多四个月。塔拉斯莞尔而笑。

 

“看来,事情很简单。一些党卫军的高级军官撤回奥地利来,准备组织最后一次抵抗。如果只有一个军官,不可能需要九个情人,除非他是超人。他们到达毛特豪森,白费力气加强了警卫,及至我们的第七军逼近时,他们又掉头就跑,这一回则是向着山岭、向着叙利亚、甚至向着热带而逃。而在逃跑之前,他们还是本着这个令人赞叹的民族一贯认真执行命令的态度,先把那些如今已成为累赘的心肝宝贝干净利落地处理掉,还用生石灰和泥土盖起来。”在哈佛大学,一位果戈理专家曾经不无道理地给塔拉斯取了一

 

个雅号——“布尔巴”(注:塔拉斯·布尔巴是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乌克兰哥萨克老英雄)。塔拉斯非但不生气,还引以为荣,并且用来作为评论文章和在考卷上写评语的署名。现在,他透过金丝边眼镜把炯炯有神的目光转向墙上那些恐怖的照片。

 

“当然,我的大卫老弟,我们可以把别的事情统统撇在一边不管,整天去关心受到你保护的那个少年。反正总共只有几十万名战犯在急切地等待我们对之表示关注。小事一桩。至于那儿百万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者将要死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就更不在话下。”

 

塔拉斯爱作长篇大论,还喜欢用他的冷嘲热讽叫任何与他谈话的人下不了台,简直以此为乐。尽管如此,那个奥地利少年的故事想必还是引起了塔拉斯的兴趣。两天以后,即五月十日,他第一次去看那个少年。对那些在场的“卡波”,他说俄语、德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他迅速地瞥了那个年轻的陌生人一眼。

 

这一眼就够了。

 

他的反应和塞梯尼亚兹一样,但也有相当大

 

的差别:那少年使他震惊的程度大体相同。但他知道自己为什么震惊。塔拉斯发现,这个幸存者的眼睛和另一个人的眼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塔拉斯在普林斯顿曾与另一个人交谈过几句,那是在艾伯特·爱因斯坦家的午餐桌上,他是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两个人的眼睛有一样的灰白色虹膜,一样深不可测,似乎在凝视着凡人永难进入的梦境。是不是两人有着一样的秘密,一样的天才?……

 

当然,两人的年龄不一样——塔拉斯估计眼前这个少年最多只有十八九岁。

 

接下来的几天,乔治·塔拉斯和大卫·塞梯尼亚兹都忙于他们来毛特豪森要办的公务,大部分时间花在根据揭发材料进行的调查工作上。他们力图把所有掌管这个集中营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罪责轻重列出一份名单,并且搜集证据,准备以后提供给专门审理战犯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军事法庭。当美国军队迫近时,原奥地利集中营警卫部队中有许多入就地躲了起来,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用的还是本人的真姓名,把自己装扮成唯命是从的老实人, Befehl ist Befehl(德语: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成了他们为自己开脱一切罪责的挡箭牌。由于

 

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以前的囚犯,其中有一个犹太建筑师,名叫西蒙·威森塔尔,是在好几个集中营里关过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在塞梯尼亚兹的催促下(至少,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释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个曾被活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那一小群向斯特罗恩少校提过抗议的囚犯以后没有再来,而其中最起劲的三名法国犹太人已经离开集中营,回法国去了;因此,这项指控实际上已经不了了之。不过既然已经立档,就得有个结论。塔拉斯决定亲自主持讯问。很多年以后,塔拉斯在截然不同的场合下面对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炯炯目光,将回忆起这第一次见面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3

 

那少年现在走路已不再一拐一拐了。他虽然还谈不上体重增加——此等词语用在这类幸存者身上将是荒谬可笑的——但至少他的气色已经开始好转,看上去也不再那样骨瘦如柴了。

 

“我们可以用德语交谈,”塔拉斯说。

 

那对凝神的灰眼睛与塔拉斯的目光相遇,然后故意缓缓地环顾这间屋子。

 

“是你的办公室吗?”

 

他说的是德语。塔拉斯点点头。他产生一种异样的、近乎羞怯的感受。他自己也觉得这种陌生的感受挺可笑。

 

“以前,”少年说:“这里是党卫军指挥官的办公室。”

 

“那时你常到这里来吗?”

 

少年正在瞧着墙上的照片,并向它们更靠近

 

些。

 

“除了在这里拍的,另外一些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达豪,”塔拉斯说,“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这时那少年已绕到塔拉斯背后,继续仔细观看墙上的照片。塔拉斯蓦地意识到,对方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不肯坐在我的对面,现在又想逼着我转过身去,以此向我表示:他要掌握这次谈话的主动权。

 

“那好吧。”塔拉斯温和地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克立姆罗德。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出生在奥地利?”

 

“在维也纳。”

 

“出生年月?”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据我所知,克立姆罗德不是犹太姓。”

 

“我母亲姓伊茨柯维奇。”

 

“这么说,你只是半个犹太人,”塔拉斯一面说一面已经记下前面两个名字。雷伯是洗礼名,米歇尔是犹太人常用的名字,尤其在波兰。

 

沉默。少年又开始沿着墙壁徘徊,时而走到塔拉斯背后,时而环绕着塔拉斯兜过来,在他的左边重新出现。他走得很慢,在每一张照片前面都要逗留一会儿。

 

塔拉斯微微转过头去,看见少年的双腿在发抖,顿时有一种强烈的同情之感掠过他的心头。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他从背后观察克立姆罗德,见他光脚穿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靴,这双靴子他穿可能太小。同样,他的裤子和衬衫也都短得可怜,在他那电线杆子似的身上直晃荡。他的身体有好多次疼得歪歪扭扭,但纯粹是靠了意志的力量,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高度,

 

—厘米也没有缩减。塔拉斯还注意到他的双手修长优美,但烟头烫的老疤犹在,又添了生石灰灼伤的新痕。这双手没有握拳,垂在体侧,塔拉斯

 

凭经验知道这种虚假的冷漠恰恰体现了一般成人也难以企及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塔拉斯本人在内。

 

这一刹那问,塔拉斯心里更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塞梯尼亚兹如此震惊。原来,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具有一种不同寻常、难以名状的气质。

 

塔拉斯继续提问。

 

“你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的?”

 

“我是今年二月份到这儿的,具体日期我说不准。大概二月初吧。”他话说得很慢,音调极为深沉。

 

“是押解来的吧?”

 

“不是押解来的。”

 

“那么谁和你一起呢?”

 

“和我一起被埋的那些男孩子。”

 

“总得有人把你们带到这儿。”

 

“党卫军的军官。”

 

“一共有多少军官?”

 

“十个左右。”

 

“他们归谁指挥?”

 

“一名中校。”

 

“他叫什么名字?”

 

这时候,克立姆罗德站在屋子的左角。他的面前是布莱克斯托克拍摄的一张放大的照片。画而上是一座焚尸炉,敞开的炉门,烧焦的尸体在闪光灯下显得分外惨白。

 

“我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克立姆罗德镇定地说。

 

他举起一只手,细长的手指触到了光滑的相纸,仿佛在抚摩那张照片。然后,他摆动躯体转

 

过身来,靠在墙上。他凝视着一无所有的空间,脸上毫无表情。他那重新开始长出来的头发是深棕色的。

 

“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这些问题?就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你们打赢了这场战争?”

 

“我的天哪!”塔拉斯心想。他象挨了一闷棍似的,生平只有这一回语塞。

 

“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事实上,并没有被任何人打败的感觉……”

 

雷伯的目光落在一架玻璃柜上,柜子里堆着好些卷宗,塔拉斯在卷宗旁放了一些书籍,雷伯正在瞧这些书……

 

“二月初,我们到达此地,”克立姆罗德

 

说,“我们是从布痕瓦尔德来的。到布痕瓦尔德

以前,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但是有五个男孩

 

在那边给烧了,还有两个死在从布痕瓦尔德到毛

 

特豪森的路上。那些把我们当女人使的军官在卡

 

车里杀死了那两个孩子,是我把他们埋葬的。他

 

们走不动了,老是哭,他们的牙都掉光了,就显

 

得不那么好看。这两个孩子一个才九岁,另一个

 

稍微大一点,大概十一岁。军官们坐一辆轿车,我们坐的是一辆卡车,可是他们常常迫使我们下车步行,有时候用绳子套住我们的脖子,逼着我们跑步。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消耗我们的体力,使我们逃不了,甚至不想逃。”

 

雷伯用双手抵着墙壁把身体从那儿撑开。他几乎像处于被催眠状态那样目不转睛地瞧着柜里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说话,塔拉斯觉得雷伯就象个小学生一面望着窗外的一只鸟,一面背诵课文。

 

“我们到达布痕瓦尔德的时候,刚过了圣诞节。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克姆尼茨。到克姆尼茨之前,我们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到格罗斯罗森以前,我们在普拉绍夫集中营,那是在波兰境内,靠近克拉科夫,当时是夏天。”

 

现在,雷伯完全离开了墙壁,开始慢慢地朝玻璃柜那边走过去。

 

“不过我们在普拉绍夫只呆了三个月。有几个男孩在那儿死去了,主要原因是饥俄。一共死了六个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到达普拉绍夫以前,我们在森林里步行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我们先到普热梅希尔……但在这以前和以

 

后,我们走了好长时间。我们是从雅诺夫斯卡集中营出发的。我曾经到过雅诺夫斯卡两次。一次是在去年五月,还有一次更早,是在一九四一年,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半。”

 

 

雷伯叙述经历的方式很特别。他让自己的记忆从现在向过去倒退,就象电影放映机倒片似的。他朝前走了三步,站到柜子的紧跟前,和柜子里的书只隔着一层玻璃。

 

“这些书是你的吗?”

 

“是的。”塔拉斯说。

 

“第二次去雅诺夫斯卡以前,我在贝乌泽

 

茨。我的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和我妹妹米娜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贝乌泽茨。我亲眼看见她们被活活地烧死。请问,我可以打开柜子摸一下这些书吗?”

 

“可以,”塔拉斯说时委实发了呆。

 

“我妹妹米挪当时才九岁,我绝对相信他们

 

把她扔进焚尸炉时她还活着。我姐姐卡塔丽娜比我大两岁,她死在一节火车车厢里,本来我也被指定上那节车厢。她爬进一间只能容纳三十六个人的车厢,纳粹们却硬塞了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个人进去,最后塞进去的几个就躺在别人的头顶上。纳粹在地上撤了生石灰。我姐姐卡塔丽娜是最先一批进去的。到最后连一个小孩也塞不进去的时候,纳粹关上了车门,把车厢拉到侧线上,在太阳底下烤,一搁就是七天。”

 

他读出了书上作者的名字:“沃尔特·惠特曼。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美国人,”塔拉斯问答。

 

“他是诗人吗?”

 

“和魏尔伦一样,”塔拉斯回答.

 

那双灰色的眼睛瞥了一下塔拉斯的脸,视线又回到《草叶集》上。塔拉斯提了一个问题,雷伯迟迟没有回答,塔拉斯以为还得再问一遍。但是雷伯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掌握英语,只认得几个单词。不

 

过我打算学英语,还有西班牙语。也许还要学其他语言,比如说俄语。”

 

培拉斯垂下眼帘,然后重又举目。他感到茫然失措。自从雷伯·克立姆罗德进屋以后,塔拉斯坐在办公桌旁,除了信笔随便记下一些什么外,没有任何举动。他突然对雷伯说:“你可以把这本书借去。”

 

“我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读完。”

 

“你需要多久就放在你那儿多久。”

 

“多谢,”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又看了看这

 

个美国军官,然后继续叙述。“到贝乌泽茨以

前,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起,我们在雅诺夫

 

斯卡。到雅诺夫斯卡以前,我们在利沃夫我母亲

 

汉娜·伊茨柯维奇的父母家里。我们是一九四一年

 

七月五日星期六到利沃夫的。我母亲想去看我的

 

外公外婆,她在维也纳领到了我们四个人的护

 

照。我们是七月三日星期四离开维也纳的,因为

 

当时利沃夫已经不是被俄国人而是被德园人占领

 

了。我母亲十分相信护照。但是她想错了。”

 

雷伯开始翻动《草叶集》的书页,但他的动

 

作是无意识的。他俯下身去,以便看清别的书名。

 

(注:“蒙田(注: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

 

这个作家我知道。”

 

“你也可以借去,”塔拉斯在一种感情的驱使下这样说。

 

这二十本书他一直带在身边,聊以暂时忘却战争的恐怖,如果要他从中只挑一本的话,那准是蒙田的这一本。

 

“至于我,”克立姆罗德说,“侥幸活了下来。”

 

塔拉斯重新读了一遍手头的笔记,借以恢复泰然自若的神态。他按照时间顺序把雷伯提到的集中营的名单念了一遍:

 

“雅诺夫斯卡,贝乌泽茨,又是雅诺夫斯

 

卡,普拉绍夫,格罗斯罗森,布痕瓦尔德,毛特

 

豪森……”他问道:“你真的到过所有这些地方

 

吗?”

 

雷伯淡漠地点了点头。他关上了柜子的玻璃门,双手紧紧地把塔拉斯借给他的两本书抱在胸前。

 

“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那群男孩中的一员的?”

 

克立姆罗德离开玻璃柜,朝门口的方向走了两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我们集中了起来。”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中校?”

 

“就是他。”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朝门口又走了一步。

 

“他当然在撒谎,”塔拉斯心想,同时越来越感到心神不安。“假定他说的其余一切都是真的,”塔拉斯相信是这样,“那就无法想象,这个具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的少年,居然把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与他一起生活了二十

 

个月的那个人的名字给忘了。他在撒谎,他也明白我知道他在撒谎,但他不在乎。他并不企图为自己辩解,也不想解释他是怎样活下来的。而且,他好象没有任何羞耻或憎恨的感觉。也许他精神上受了刺激,尚未恢复……”

 

最后的那种解释在塔拉斯看来最缺乏说服力。他自己也不相信。说实在的和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这次初会,时间顶多不过二十分钟,塔拉斯却感到,这个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稳的少年具有一种能控制任何局面的了不起的本领。君临一切——塔捡斯想到的就是这么个词儿。雷伯那双灰白色的、深邃的眼睛后面蕴藏着旺盛的智力,塔拉斯十分具体地感觉到它的压倒一切的份量。

 

那少年又朝门口走了一步。门框衬着他的侧影,构成一种残酷的美。他已经准备离去。这时,塔拉斯又提了最后几个问题,主要是想延长这次会见。

 

“他就是那个用鞭子抽你、用烟头烫你的人?”

 

“你这是明知故问。”

 

“就是那个和你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个月的军官?”

 

沉默。雷伯又朝门口走了一步。

 

“你刚才对我说,那个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你们集中在一起,时间是……”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

 

“那里一共有多少孩子?”

 

“一百四十三个。”

 

“用什么理由把你们集中在一起?”

 

雷伯微微地摇摇头,表示他不知道。这一回他没有撒谎。塔拉斯对这一点如此有把握,这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匆匆地又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是怎样离开贝乌泽茨的?”

 

“坐卡车。”

 

“去雅诺夫斯卡?”

 

“只有三十个人去雅诺夫斯卡。”

 

“那么另外一百十二个人呢?”

 

“他们去马伊达内克了。”

 

塔拉斯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波兰境内的又一个杀人集中营,可与贝乌泽茨、索比波尔、特雷布林卡、奥斯威辛和海乌姆诺并列。

 

“是那个中校选择了三十个男孩吗?三十个全是男孩?”

 

“是的,你都说对了。”

 

雷伯·克立姆罗德又迈了两步,已经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塔拉斯可以看见他的背影。

 

“我会还给你的,”雷伯说着抚摩了一下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蒙田的《散文集》。“这两本书我会还你的。”他微微一笑。“请别再问了。那个中校把我们带到雅诺夫斯卡,从那时开始,他

 

就把我们当女人使。后来,由于俄国人不断推进,他和其他几个军官一起向德军谎称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达就是他们不杀我们的原因,除非我们支持不住。”

 

“这6些军官的名字你一个都不记得吗?”

 

“不记得。”

 

他在撒谎。

 

“有多少孩子和你一起到达毛特豪森?”

 

“十六个。”

 

“塞梯尼亚兹中尉在墓坑里发现你的时候,你们一共只有九个人。”

 

“我们到达毛特豪森以后,他们杀了我们中的七个。他们只留下他们的宠儿。”

 

这番活是用一种从容而超然的语调说的。他跨过门槛,最后一次停止脚步。

 

“你的姓名可以告诉我吗?”

 

“乔治·塔拉斯。”

 

“T,a,r,r,a,s,对吗?”

 

“对。”

 

沉默。

 

“我会把书还给你的。”

 

奥地利当时分为四个军事占领区。毛特豪森在苏军占领区内。大批过去的囚犯被转送到利昂丁的一个临时收容难民的接待营,那是林茨附近美军辖区内一所学校的校舍,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坐过这所学校的课椅,希特勒的双亲曾在学校对面的一所小房子里住过相当长时间。乔治·塔拉斯、大卫·塞梯尼亚兹和他们那个调查战争罪行的单位也到林茨去了。尽管这次迁移使他们忙上加忙,但他们并没有中断搜索隐藏在当地的前党卫军看守人员的工作。

 

因此,直到几天以后,他们才发觉年轻的克立姆罗德失踪了。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4

 

 

 

那天早晨,围在环城大道中间的维也纳内城区,是在美国军队的掌管下,这一个月由美军负责维持治安(注:二战刚结束时,奥地利被划分为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区,首都维也纳是四国共同占领)。在克恩滕街究兵队灯火明亮的门前,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美国究兵坐在司机旁边。国际巡逻队的另外三名成员——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苏联人——挤在后座。

 

车朝着圣斯蒂芬大教堂的方向出发,去执行夜间的第四轮巡逻任务。教堂的两座钟塔在第一道晨噶中刚刚开始显现轮廓。

 

大街上空无一人,车在街心缓缓行驶。那天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时间是清晨五点五十分。

 

吉普车到达弗朗茨·约瑟夫长堤。他们朝多瑙河的对岸眺望,在大半被毁的狄安娜浴场和战争留下的茫茫大海般一片瓦砾场后面,可以看到嫩红的朝霞映衬着普拉特大转轮游乐场的环状焦黑残骸。车向左拐弯,走贡萨加巷,然后朝南。现在他们已看得见波希米亚公署绚丽多彩的巴罗克建筑。

 

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看得见那个少年。

 

那个英国人第一个看见了他,但没有吱声。那个英国人正生着闷气。他无法忍受那个法国人抽的板烟的苦涩味儿,他瞧不起那个美国人,老是没完没了地讲棒球比赛的故事,以及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前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情场得意的艳史;他也讨厌那个俄国人,此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团为他长着蒙古人的五官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至于那个司机,他是奥地利人,而且是维也纳人,这就更糟。司机不时流露出冷嘲的态度,尤其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战败者这一点,使那个英

 

国人简直不能容忍。

 

几秒钟以后,美国人抬头一看,发出一声惊叫。车上的五个人全都转过头来,朝一幢三层楼的巴罗克式小洋房看去。每层沿街一溜儿开六个窗户,其中两层还带阳台,正门口筑有廊柱。

 

车上的人全都看见在该建筑最高一层的背景前,有个张开双臂直立的黑影,姿势宛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形象使他们大吃一惊。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无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人很高,可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裤子和衬衫既肥又短,在他身上晃来荡去;他光着脚,本来就瘦削不堪的脸被两只特别大的眼睛衬得更象中空的一般;那双跟睛颜色极淡,在探照灯光下简直成了白色的;他半张着嘴,现出用力和痛苦的表情。

 

这个镜头实际上只持续短短的几秒钟。那黑影利用一扇窗的拉手,牢牢抓住墒上的边沿移动。黑影爬上阳台的栏杆之后,就从探照灯的光圈中消失了。接着,车上的人听见玻璃的碎裂声和一扇窗子被打开又关上的轻微响声。然后,一切重新归于沉寂。

 

“一个撬门贼,”开车的维也纳人冷漠地

 

说,“不过这仅仅是个孩子,虽然他的身材很高大。”

 

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国际巡逻队只有在事情涉及到占领军人员的时候才能干预,一般的轻微犯罪行为属于奥地利警方的职责范围。于是,他们通知了市中心的警察署。及至一个警官带着两名警察赶到出事地点,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

 

两类截然不同的声音,奇异地重叠着传到他的耳际有二十分钟、也许有三十分钟之久。

 

先是现实的声音:警察进入房屋,从底层一直搜到顶楼,打开和关上一扇扇房门,他们在底层的大理石地板和楼上的木质地板上走动,当时,这儿的地板擦得挣光瓦亮。不出雷伯所料,警察走的果然是他使出剩下的最后一点精力为他们设计好的一条路:他们循着雷伯带血的脚印一直走到顶层的阁楼,发现那儿有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开着,自然认为他一定是从窗口翻越房顶逃走了。于是警察用较大的声音交谈着下楼,最后再四下里查看了一遍,然后离去……

 

这是现实的声音。接着,另一类想象中的声

 

音从记忆里涌出来,其清晰的程度使雷伯不寒而栗:妹妹米娜踏着轻盈的步伐在走廊里奔跑、欢跳;姐姐卡塔丽挪在钢琴上弹奏舒伯待的曲子;还有他们的妈妈的话声,略带一点她始终没有脱去的波兰口音,是那么平静、温和,在她周围创造一种静谧的气氛,就象一块鹅卵石投入一泓清水,激起层层涟漪。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晚上正是这个声音这样对爸爸说:“约翰,我要带孩子们到利沃夫去。感谢埃立希为我们办好了领护照的手续。我们将在星期六到达利沃夫在那儿呆到下星期一。约翰,我的父母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外孙呢……”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眼睛长得跟母亲的一样。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一九○四年出生在利沃夫,是个医生的女儿。若非因为她是个女的、又是犹太人这双重障碍,她几乎肯定会继承父业。然而,她却只好到布拉格去攻读文学,因为在布拉格对犹太学生的大学录取名额限制比较宽。此后她又以一位姑丈在维也纳经商作为理由,转到那里去专攻法律。在维也纳,约翰·克立姆罗德曾授过她两年课。他比汉娜大十五岁;汉娜的一双具有故乡草原色彩的眼睛,使这位教授看出了神,再加上她那罕见的敏捷才思和幽默感,事情就全妥了。他们在一九二五年结

 

婚,二六年生下卡塔丽娜,二八年生雷伯,三三年生米娜……

 

砰!——雷伯听见警察离去时关上沉重的前门的响声。接着隐约听到奥地利警察和国际巡逻队交谈了几句,随后是汽车的引擎发动起来,声音不久就远去。寂静重新笼罩了这幢房子。雷伯尝试着直起腰来。他不得不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地扭动身体站起来。小时候,他曾经无数次这样蜷缩在这个暗角里,从这种自愿禁闭中获取神秘的快感。最初几次,他不得不迎战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迫使自己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又冷又潮、仿佛有白色的小虫子在蠕动的石墙上(至少他觉得它们是白色的),直到战胜恐怖为止。他还不许那里有任何光亮,为的是保持神秘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可以领略那种吓得要命的滋味,最终达到支配自己的目的。

 

 

现在,雷伯的手指推开了暗角的挡板。他伸出一只脚,再探出一侧肩头,从洞口爬了出来。他发现自己是在壁橱里,使从那儿走进一间屋子,——以前这是他的房间,现在里边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他来到走廊里。他的右侧是米娜的房间;再过去是卡蒂(注:卡塔丽娜的昵称)的房间。这两间屋子也都空无一物,什么东

 

西也没有留下。游戏室、花房,还有母亲从前给雷伯做书房的一间屋子,同样空空如也……

 

三间客房和原先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住的两间房也是如此。那里的墙上镜框里原先挂着好些蚀刻版画,画面有巴黎的孚日广场和艺术桥,在旺多姆附近的卢瓦尔河景色(那是法国女教师出生的地方),有布列塔尼海湾和比利牛斯山脉的风光。现在连这些版画也都荡然无存。

 

另一层楼上,只有原先的仆人寝室中的一间好象进有人住,或者不久前有人住过。雷伯见那里放着两张行军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空气里有一股醇和的烟丝的淡谈清香。一些卡其布的内衣晾在洗澡间的绳子上。

 

雷伯下扶梯回到二楼。

 

过去,二楼一直是他父母住的地方。汉娜把宽阔的大理石走廊变成一道界限,未经她特别准许,仆人和孩子们都不得越界。二楼临街的一侧是全家公用的房间,包括两间起居室、一间餐厅。餐厅的延伸部分成直角连接着一个很大的餐具室和厨房。另一端与侍餐室垂直正交的是藏书室。藏书室极大,一直通到楼面的两侧,并在一

 

定程度上把两侧连接起来。

 

雷伯推开右侧的房门。这里曾是汉娜独用的套房,是一块禁地,现在空荡荡一无所有。连挂毯也让人仔细地卷走了。这免临内院的两扇窗子中间,以前放着汉娜的一张大床。雷伯和他的姐姐、妹妹都在这张床上出生。雷伯顺着与走廊平行的方向走去,进入母亲的内室。空空如也。然后走进她的书房,汉娜生产雷伯以后到米娜出生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在这间书房里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当然取得了成功。如今,也是空荡荡的。

 

从这里穿过通两边的洗澡间,是他父亲的房间。那里陈设着全套家具,但雷伯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家具。那张床对他父亲也不合适,因为它太高了,一个残疾者没有别人帮助是不可能上这张床的。

 

雷伯接连打开两座壁橱的门。里边挂着的都是军服,其中好几件都缀有差不多的星形标志的勋章、奖章。显得十分平整的衬衫和内衣叠放在搁板上。雷伯还看到各种式样的鞋,有几双是系带的平跟鞋。两只衣架上挂着的无疑是几件使服。雷伯伸手摸了摸这些便服……

 

……然而,他的目光已经落到最后的一扇门

 

上,这扇门通向藏书室。

 

他转动门把,但没有马上把门推开。从雷伯走进这幢房子到现在,他的面部表情第一次显得有点儿激动。他的瞳孔放大,嘴唇张开,仿佛突然喘不过气似的。他先是把一边太阳穴,接着把面颊靠在门框上,闭上双眼。他的五官出于绝望而变了样。他能听见父亲坐的轮椅的橡皮轮子在滚动,声音是那么熟悉、那么滑润,只有一点点嘶嘶作响。如果此刻真有这声音,恐怕也不会更加真切。一九三一年春天,雷伯的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患了偏瘫疾,从此不能走路,当时雷伯还不满三岁。现在,雷伯仿佛听见他父亲正在打电话或当面跟他的副手埃立希·施泰尔说话。也可能在跟他的四个助手或三个秘书中的某人说话。雷伯能听到小电梯的玎玲声,这架电梯是他父亲从底层的律师事务所到藏书室和他的套房上下使用的……

 

……雷伯还仿佛听到他父亲在对施泰尔

 

说:“埃立希,我对这次利沃夫之行很担心,显然你为他们设法并到了许可证……”

 

雷伯睁开眼睛,推门走了进去。藏书室里一张擦得很亮的栎木长桌还在,藏书室是雷伯非常熟悉的,地上铺着一张旧地毡,还有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镶板上端用石榴红绸子覆盖起来的墙壁,还保留着过去挂在那里的一些画框的轮廓痕迹。从围有栎木栏杆的阳台上够得到的一些书架巳被拆毁。这里原有藏书一万五千到两万册,现在连一本也没剩下。这些书是约翰·克立姆罗德四十多年间以及他四五辈先人收藏积累起来的,祖先中有一位克立姆罗德曾在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园皇帝约瑟夫二世朝中做过高官。他们家原先还收集了不少套色木刻的圣母像——一个个身材苗条,面带微笑,身穿锦缎。这些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艺术珍品,如今也荡然无存了……

 

曙色透过关上的百叶窗缝隙,开始滤入被劫掠一空、因而回声很响的藏书室。雷伯向电梯走去,那神情就象是走向最后的一线希望……

 

他昼寝夜行,饿了就从农家偷一点东西吃,靠两条腿走完了从毛特豪森到奥地利首都的一百五十多公里路程,才得以在这天——六月十九日——黎明到达维也纳。最后的三十五公里他是一口气走完的。

 

许多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问他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发疯似地赶到维也纳去——其实,他要返回维也纳,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肯定会帮助他的。雷伯用他那种心不在焉的口吻回答:“我要找到我父亲,自己想办法去找到他。”

 

当初电梯建成的时候,为了把它掩盖起来,特地把一块原先是在蒂罗尔或波希米亚某教区礼拜堂神龛里的嵌板固定在一块普通的柃木嵌板上,再装在电梯铁栅上。这块神龛嵌板是十五世纪的古物,那些洗劫这幢房子的人也没有放过它。现在嵌板不见了,只留下柃木的那一块。

 

雷伯推开这块嵌板。电梯的金属轿箱很窄,大小仅仅容得下一辆轮椅。轮椅在里边,是空的。

 

雷伯·克立姆罗德可以肯定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他站在空轮椅前哭了起来。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5

 

 

 

书店坐落在道恩·金斯基宫的骑士群塑和堡格大戏院之间的申肯巷上。

 

进书店得先往下走三级台阶,如今台阶巳看不见了。那里有并排三间拱形的屋子,每间都开着一扇小窗,透入光线。书店老板姓瓦格纳,六十多岁,他在国立霍夫堡图书馆工作了二十年,然后从那儿出来自办书店。他自诩为维也纳第一流的珍本和古版书权威之一,这话有点道理。

 

一开始,他没有认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

 

德。

 

这并不奇怪。瓦格纳上一次看见雷伯。他还是一个穿短裤、高高的前额上耷拉着一缕缕头发的孩子。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年多,这四年多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过去,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而且总是在星期四,除非学校放假。他总是默默地在书架间浏览,细看玻璃书橱里的

 

书,常常一言不发就悄然离去。他往往会在某一本书的前面停下脚步,而那本书总是瓦格纳刚刚买到手的,率试不爽,经过了一段时间,书店老板也就不再感到惊讶了。这孩子站了一会儿以后,会慢慢地摇摇头,仿佛在说:“这本书我们已经有了。”或者向老板打听这本书或手稿的来历、出版日期和价格最后总是这样说:

 

“我要回去对我爸爸说。能不能请你保留到下星期四?”七天以后,他会准时再来,把克立姆罗德大律师究竟买不买这本书的决定告诉老板。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柔和,那个时候童声末脱,音调还相当高,但给人一种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奇怪的感觉;他的眼神显得飘渺空幻。必要的时候,瓦格纳也会登门去同瘫痪的大律师完成一笔交易。克立姆罗德家蔚为大观的藏书,一直使这位老板惊叹不已。

 

如今出现在瓦格纳面前的这个人的模样,无论如何没法使他认出这就是几年前的那个孩子。他差不多长高了三十厘米,穿着英国款式的花呢茄克衫,锈红色的袜子——两者都太短了一点;他脚上是一双漂亮的平跟鞋,这种鞋在维也纳已经好多年看不到了。瓦格纳想,这准是个英国人。

 

这时,雷伯走下最后一级台阶,不再背光站着。那双眼睛突然钩起瓦格纳某种回忆。接着,这位陌生人开始漫步浏览书脊的神态,进一步增强了瓦格纳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瓦格纳用英语问他:“你是在寻找你要的什么书?”

 

“找我父亲的书,”雷伯用德语回答。

 

就在这时候,雷伯恰好在一套三十二卷本的《伏尔泰文集》前停住了脚步,那是一八一八年的版本。瓦格纳募地站起来,忽然又顿住,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你是小克立姆罗德?”他沉默了几秒钟才说话。“卡莱伯·克立姆罗德?”

 

“雷伯。”

 

“你长得这么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现在多大了?”

 

雷伯离开了那套《伏尔泰文集》,继续漫步浏览。他走了没儿步,又先后在好几本书前面停

 

下来,那是蓝色皮面精装的卡斯特里(注:伊格纳茨·弗朗茨·卡斯特里(1781—1862)——奥地利剧作家、诗人。)的《士兵之歌》、冯·阿尔克辛格(注:约翰·巴普蒂斯特·冯·阿尔克辛格

 

(1755—1797)——奥地利作家)的《美因兹的译林》、拉克洛(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和圣克拉拉(注:(1193—1253)——意大利的修女)的《大骗子犹大》。最后那本书的边上,有一个烫金的“K”字,虽然只有知道这个记号在什么地方或者手持放大镜的人才看得见。

 

雷伯又从那里走开去。

 

“我这里怎么会有你父亲的书呢?”瓦格纳说,“我向来都是卖书给他,决不会从他那里买进。”

 

“最近呢?”

 

这个问题提得十分自然。

 

书店老板的迟疑虽然只延续了两三秒钟,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最近没有。压根儿没有。你想一想,大概自从你上一次到这儿来以后,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卖过任何书给你父亲了。你离开维也纳了吗?”

 

“我和我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出门去了,”雷伯说。

 

他转过身子露出微笑。“瓦格纳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你的书店仍然有许多好书。眼下没有时间,但我回头想来和你谈谈。也许,今天晚上就来。”

 

“晚上我七点钟关门。”

 

这时是下午三点。

 

’我会在七点钟以前到这儿来,”雷伯说,“也可能明天上午来。但是今天晚上的可能性大些。不过,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延长营业时间。如果到时候我不来,请不必等我。”

 

瓦格纳也对雷伯报以微笑。“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今天晚上也很合适。你决不会打搅我的。代我向你父亲问好。”

 

雷伯迈着平稳的步伐,沿街走去。他甚至不用回头,也能通过对面钟表店橱窗的反光看见,瓦格纳走到书店门口目送他离去后,站在台阶下面,上半身现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雷伯走出瓦格纳的视界之后,马上转身快步回到堡格大戏院。从那里他可以直接监视书店的入口处。他等了三四十分钟,终于看见有人来了。来人一共有三个,坐一辆黑色轿车。这些人雷伯一个也不认识,看来也绝不象是珍本或古版书的爱好者。除此之外,瓦格纳准是在等侯他们。他们一出现,瓦格纳立刻出来跟他们说活,一面打着手势。虽然隔开一段距离,有些手势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向自己打电话叫来的人描绘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模样。来人中有两个走进书店,剩下的一个把汽车停放好以后,就走到书店对面一幢房子的门厅里站好位置,在外面监视。

 

 

 

一九四五年的维也纳,不再是约翰·斯特劳斯时代的维也纳,不再是格林青格花园酒店里觥筹交错的维也纳。素有该城“金心”美称的格林青格,已不再合着华尔兹舞曲的节奏搏动。整个城市半已死寂,半成废墟,即使在六月的丽日下也

 

显得阴郁凄凉。普拉待公园在苏军辖区,那里一些被击毁的坦克刚开始生锈,渐渐地为蔓草吞没。维也纳的克恩滕街相当于巴黎的和平街或纽约的第五街,如今只剩下寥寥几座被战火熏黑的建筑物空壳,那里重建上面几层的工作才勉强开始。几乎没有人还在原来住的地方,他们分散到欧洲各地,如果没有死就当了俘虏,有的受了伤,或者正在行程缓慢地返家途中。

 

雷伯·克立姆罗德回到家里,发现房子还在,但被一位英国将军征用了。旧日的仆人现在连一个也找不到。一九四一年,雷伯离开维也纳到利沃夫去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这样年龄的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母雇用的仆人,是不会了解得很多的。雷伯只记得当时仆人们都住在顶楼。他没有去找奥地利警方,当然更没有去找占领军当局。他没有身份证件,尽管这不是主要的障碍,甚至他偷了那位英国将军的几件便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恐伯是考虑到警方人员中也会有瓦格纳式的人物。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当时,雷伯·克立姆罗德一定马上就明白了,他父亲已经肯定不在人间,而月凭着直觉知道,埃立希·施泰尔在他父亲之死这件事情上起了什么作用。一九四五年六

 

月,施泰尔可能在维也纳。象其他许多战犯一样,在战争正式结束以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有的人——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门格尔(注:门格尔是联邦德国通缉的纳粹战犯,以色列指控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与杀害了四十万犹太人。最近由专家根据一具尸体的骨头证实,门格尔已与1979年在巴西溺毙)——还重操战前的旧业,照样行医卖药。雷伯走访瓦格纳这件事,塞梯尼亚兹认为是一次试验。他之所以去找瓦格纳,而不找别人,就是因为他知道瓦格纳和施泰尔之间有旧交。走访的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雷伯从那三个恶棍在书店门口出现认识到,施泰尔企图抓住他,使他永远从人世间消失。

 

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找到父亲的下落。雷伯在维也纳呆了两三天,有时候在他的旧居藏身,有时候躲在一幢被毁的大楼中。六月二十三日,他找到了莱歇瑙的那个女人……

 

……后来又辗转找到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

 

师………

 

……从而了解惨不忍睹的真相。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6

 

 

 

到了派耶尔巴赫,雷伯跳下那辆只有一匹马拉的大车。那个农民不再往前赶车了。雷伯微笑着向他点点头。

 

“太感谢你了!希望你的孙子很快就回家来。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好孩子,但愿上帝能听见你的声音,”老农民回答。

 

雷伯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走去。他的正前方和右侧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峰。雷伯不再穿那位英国将军的衣服和鞋。他把它们卖了,除了换得一点钱以外,还得到一件蓝衬衫和一条裤子,他穿起来还算合身;同样,一双系带的便靴

 

虽然沉,倒也合脚,只是右脚的那一只靴尖上裂开了好几厘米的一道口子。

 

他是六月二十三日将近中午时分到达莱歇瑙的。清晨,他在维也纳搭上一辆吉普车。吉普车把他带到维也纳新城教堂附近的广场上,战争在那儿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在诺因基尔兴外四公里的地方,那个赶车的农民又让他搭上了马拉的大车,当时他两只脚都出了血,但还在走。

 

莱歇瑙是一个村庄。雷伯问讯的第一户人家就告诉他在哪儿可以找到埃玛·多宁。他穿过一片山间的小牧场来到一座在石头地上用圆木盖起来的房屋前。看起来这座木屋相当大,可以住好几个人。三个孩子年龄大约从两岁到六岁不等,都是金发碧眼,依次坐在屋前的石槽边上,乖乖地把手搁在裸露的膝盖,纹丝儿不动,安生得出奇,但是个个都脏得使人讨厌。空气中陈了春天潮湿的泥土气息,还有一股烟草味儿。雷伯微笑着和那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却谁也不答碴儿,全用一种相同的恐惧眼光望着他。

 

雷伯绕着农舍转了一圈,总算找到那个女人。她的身体肥硕得很,一双结实的大手现出挺粗的青筋。雷伯告诉她,他叫雷伯·米歇尔·克立

 

姆罗德,从维也纳来,是律师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儿子。那女人听了,一点反应也没有。她那形似刮勺的粗壮手指,不停地碾去包谷的硬皮,把籽粒倒入一口煮汤用的锅,锅里已经盛着水、几只土豆和萝卜。雷伯站在她面前,只见她半秃的头顶上稀稀拉拉几缕灰黄色残发给汗水粘在一起。

 

“你曾经在我父亲的住宅帮过佣,”雷伯说:“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她却反问雷伯为什么偏偏来找她。雷伯解释道,是波希米亚公署后面一条街上的一个木材商让他找到这儿来的。她听了这话,心里琢磨着,直到碾完两个包谷穗头,把锅捧起来——不让雷伯插手帮忙——端进屋去,架到炉火上,然后方始说:

 

“我从来没有给一个姓克立妈罗德的先生帮过佣。”

 

“但Q是你在他的住宅里干过活,在一九四一年九月。”

 

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着雷伯。

 

“你是为那几个小鬼来的,对吗?”

 

“不。”

 

“你一定是为他们来的。那个娼妇又在抱怨了。她在维也纳到处和美国人鬼混,把这些小鬼寄养在我这儿,给我的钱却少得可怜,还要我把他们当龙子凤孙伺候。”

 

这时可以听到一阵赤脚走路的轻微声响。雷伯转过身去。那三个小男孩刚好出现在门口。其中一个的颧骨上有一块青紫,三个孩子的腿上个个都有鞭痕。

 

“我也是为他们来的,”雷伯说,“她要我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现在,请你行行好,回答我的问题吧。”

 

她先是垂下眼帘,带着怨气说:“我实在很想往汤里放几片咸肉。”

 

“我正要你这样做,”雷伯说,他的双限仍盯着她瞧。

 

他开始提问题。一九四一年九月,是谁启用

 

她在克立姆罗德的住宅当管家?她回答说,是一个名叫埃泼克的人。“这个埃泼克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吗?”“不是。”“那么,埃拨克的上司是谁?埃泼克听谁的命令?”她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雷伯微笑着摇摇头。“好象叫特……特……

特……”她说,她确实记不起来——至久记不起

 

他的名字了。但她却记得那人的模样。他是头头。

 

“他个子很高,人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

 

“他穿制服吗?”

 

“穿党卫军制服,”那女人说,“他至少是个将军,他不常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这幢房子里是否还有过去在那儿干过很长时间的仆人?多年的老佣人?比如说,一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当时还在不在?”

 

“在。”

 

“如今安东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死了,”她说,“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前,他被军用卡车压死了。”

 

过去的仆人中再也没有别入留下吗?

 

没有别人了。她是和另外四个佣人同时受雇

 

的。

 

“雇用她的是埃泼克吗?” “是的。”

 

她从屋梁的挂钩上取下一块咸肉,切了一片,犹豫片刻之后,又切了一片。

 

“请再切一片吧,”雷伯说,“让每个孩子都吃上一片咸肉。我看,还可以让他们多吃三四只土豆。”

 

“你头一次走进克立姆罗德的住宅那天,屋里的家具是怎样陈设的?”

 

她没有听懂雷伯的问题。“家具?当然有的,”她诧异地回答。

 

“请加几只土豆,”雷伯说,“别挑太小的。”

 

“你是否记得那里有好多书,成千上万的书?”“对,记得的。”“那么,还有画呢?”“是的,那里有很多很多画,如果你管他们叫做画的话;还有挂在墙上的毛织品;对,叫壁毯。还有不少雕像。”

 

雷伯挪动了一下位置。刚才步行走完的最后一段路程已经耗尽了他仅剩的精力。他深怕自己脸上露出精疲力尽的神色,会削弱他和埃玛·多宁打交道的地位。他走到光线较暗的地方。举起双手抓住那根挂咸肉的屋梁,使自己显得高一点。

 

“在那间全部是书的藏书室里,有一座小电梯,你还记得吗?”

 

她刚削好土豆。她的一只肉墩墩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大拇指紧贴在刀尖上,这时停下来,她皱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

 

“一个象送莱的升降机那样的东西吗?它是藏在一块上面有图画的木板背后的,对吗?”

 

这“木板”其实就是壁龛的嵌板。“对,”雷伯

 

说。

 

她记得。有一次,她还偶然打开过那座笼子。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提起过这台机器,所以那次发现吓了她一大跳。

 

“这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

 

“对。”

 

“确切地说,那是在几月份?

 

“十二月以前。”

 

“十一月,还是十月?”

 

“十一月。”

 

原来那是她受雇以后才几个星期的事。雷伯的手指把屋粱抓得更紧了。

 

“你看见电梯里有什么东西吗?”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一把轮椅。”

 

这时,如果她扭头看雷伯一眼,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虚弱,多么可怜,多么绝望。然而,她正忙着使锅子底下的余烬复燃,再添加柴火。雷伯走出屋子。

 

过了一会儿,雷伯把孩子们叫去。孩子们温顺地走到他跟前。雷伯在水槽前给他们脱去衣服。槽内有一股清水的细流,是用一条空心树干组成的管道引来的。雷伯一个个依次给他们洗澡。

 

“请你给我一块肥皂,好吗?”

 

“你还要什么?”她哼了一声,那腔调说明她正在镇定下来。

 

雷伯尽其所能为孩子们洗净伤口,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他转身对那个女人说,

 

“你什么时候辞掉工作,离开维也纳的?”

 

“二月份,在月底。”

 

“你离开的时候,家具、书和画还都在吗?”

 

她说,在她离去的前夕,这些东西都让人给搬走了。那天晚上,三辆由党卫军驾驶的军用卡车开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空。至少几乎搬空。第二天,维也纳的旧货商们又来,把余下的东西也带走了。除了一张桌子,因为太重太大无法从门口抬出去,才留了下来。

 

“埃泼克当时在场吗?”

 

“他是管这事的。”

 

“请你把他的模样说给我听听。”

 

她描述了一番。这个埃泼克很可能是那天雷伯去过瓦格纳的书店以后,紧接着赶到那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还有你称他为“头头”的那一个呢?就是那个身材很高、很漂亮的人——他也在场?”

 

“那天晚上,他是坐一辆带旗子的轿车来

 

的。他对埃泼克说,把这个拿走,把那个带去,并且吩咐埃泼克付清我们的工资,把我们打发走。”

 

“现在埃泼克在哪里?”

 

那女人耸耸肩,眼睛里露出一种可恶的嘲讽神色。她堵在门口,雷伯简直不得不把她推开,才重新走进屋里。又举起双臂,伸出长长的手指,握着房梁。

 

“你不过是个毛孩子,”她说,“我怕你什么?”

 

雷伯笑了。“你当然怕我,”他轻声柔气地说,“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你非常怕我。你也应该怕我。”他垂下一只手,手里拿着被他拔下的那只钩子。“埃玛·多宁,我还会回来的。少则一星期,多则两个月。我一定回来,我要仔细检查孩子们的身体。如果再让我发现一道鞭痕,我非割破你的喉咙,砍掉你的双手不可。先砍双手,再割喉咙……你跟那

 

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说过话吗?就是那个被军用卡车压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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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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